《近代的尺度》|以两次鸦片战争为尺子，量出清朝和西方列强在近代化上的差距。

另一个角度，重看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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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书摘

提起鸦片战争，很多人都会得出“清政府软弱投降导致战败”的结论，但如果我们认真考证那段历史，考察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的军事实力对比，研究双方外交决策的优劣，以及其他关乎战争成败的要素，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事实上，两次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是传统中国进入近代世界的端口。在这个转折关头，有很多细节需要我们细细考量，《近代的尺度》这本书，就是一本考证细腻、史料扎实的学术著作。这本书聚焦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王朝在军事和外交两方面的种种活动，对清军的装备、军费、兵力，以及清政府面对列强时的外交观念外交策略，都做了客观的梳理和检讨，还原了十九世纪中国那段重要的历史。

关于作者：

茅海建，中国当代著名近代史学者、澳门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史学泰斗陈旭麓先生的得意门生。著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戊戌变法史事考》《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等学术专著。

学什么：

1、了解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军事策略

2、了解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外交策略

一、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军事

众所周知，两国交锋，最直接的就是军事对抗。茅海建教授依据史料，为我们整理了清军在军事上战败的两个核心原因：第一点，清军的战斗力难以集中；第二点，清军的装备与西方列强存在差距。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说一说：

1、清军战斗力难以集中的原因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军共有绿营兵60万，八旗兵20万，整个清王朝的总兵力有80万之众，这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

当时的英国正规军约有14万人，国民预备役有6万人，总兵力仅有20万人。

那么，为什么清政府在双方军队数量比4:1的情况下，还会输得那么惨呢？

茅海建教授认为，清军人数虽多，可是清朝的版图实在是太大了，不得不把军队分散驻扎在全国各地来维护统治。一旦战事开启，清政府不能在短时间内把全国的军队全都集中起来与西方侵略者展开作战。所以，清军在局部战场上的兵力，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和英军差不多，甚至还比英军少。

而英军则可以利用高机动性的先进战舰，搭载数千乃至上万名精锐的陆军士兵，在沿海发起进攻。一旦发现清军防线的弱点，就可以给予清军重创。

另外，清朝的军事编制也给调兵遣将带来了困扰。根据茅海建的考证，因为清朝没有警察，对付盗匪的任务也必须由军队来承担，在全国各个关隘哨卡，都要留守兵力。也就是说，每一支清军营以下部队都要再次分散，部署在更加偏远的乡镇。这就导致了清军在调遣兵力时，经常是数百名、数十名、乃至几个人一点点地拼凑，等凑起来一支千把人的部队后，再把部队送往前线。这样的部队，相较于英军整团整师的部队，战斗力的差距就可想而知了。

清军战斗力难以集中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兵和军官的素质都很一般。

清军的军营生活并不像现代军队这么规矩，他们每天是有上下班时间的，军营也不开伙，大家需要回家吃饭。清军操练的场地周围也不设防，甚至还有老百姓来看热闹。士兵们除了偶尔的操演执勤，他们的生活和周边的老百姓基本没什么区别。

士兵如此，军官们又是怎么样的呢？

清朝军队的晋升之路通常有两条：一条是考取武科举，另一条是从普通士兵当起，凭军功一步步熬成军官。

但是，武科举的考试要求和近代战争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要成为一个武举人，考生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能拉开硬弓，然后就是考骑射、步射、举石锁、舞刀。此外还有一项就是默写一篇七百来字的兵书。

这种武举制度基本上是在选拔官僚，根本无法培养出实战型的军官，这种没有足够的战略战术素养和指挥经验的军官上了战场，打败仗再正常不过了。

2、清军装备与西方列强的差距

武器装备是军队克敌制胜的关键,也是构成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还处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与英军相比，武器落后太多了。

根据茅海建教授的统计，他认为五支清军鸟枪的火力，才能顶得上一支英军滑膛枪。清军的火炮与英军相比，在射程、精准度、杀伤力等方面差得就更多了，这些火炮在铸造环节上就出了问题，因为铸炮所用的铁质太差，不仅十分笨重，开炮时还容易炸膛，伤及自己的士兵。另外，清军的大炮很多都是露天放置的，平时很少有人管理和检查，损坏则更加严重，很多到了战场上都无法使用。

从战船上看，两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水师的战船仍然以清中叶的老式木制战船为主。而西方列强的舰艇全部以蒸汽动力为主，铁壳船已经普遍列装。

第一次鸦片战争让清朝统治者看到了自己在武器装备上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但之后的十几年他们并没有想办法缩小差距，而英、法等国则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武器装备的换代，这就使得中西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二、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外交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在外交政策上也犯了很多错误。茅海建教授通过广州反入城斗争、叶名琛的外交策略和公使驻京这三个事件，从百姓、官员、君主这三个层面，为我们剖析了当时清王朝外交观念上的落后。

1、广州反入城斗争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人的排外情绪高涨，广州市民发起了长时期的反对英国人入城斗争，从1842年英国人提出入城要求开始到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结束，前后持续了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需要按照《南京条约》开放条约口岸，而广州是第一个开放的通商口岸。

于是，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1843年7月），英方要求清政府准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定居。但由于对条约解读的不同，清政府认为条约没有给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居住的权利，所以拒绝英方的要求。而英国人则认为条约是准许他们进城居住的。英国人要入城的消息被广州士绅和百姓们听说后，广州各阶层民众发起了反对英国人入城的运动。

传统主流意识认为，反入城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是可以划等号的。但是本书作者茅海建教授却认为，把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上升到反侵略的高度，是不合适的。

茅海建教授以历史文献为依据，指出反入城运动是一种极端仇外情绪的反映，广州各阶层民众正是在这种极端仇外情绪的影响下，盲目地反对英国人入城的要求，尽管这种斗争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只是一种低水平的斗争。

如果我们把这种斗争，上升到反帝反侵略的高度，就模糊了中国近代反帝反侵略斗争的真正方向和意义。

2、叶名琛的外交策略

两广总督叶名琛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颇有争议的一个人物。叶名琛当时是内阁大学士兼两广总督，但他在主政期间“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人戏称为“六不将军”。他后来战败被俘，给中国近代史留下屈辱一页，史学界大多用这件事来佐证叶名琛的无能，然而茅海建教授却认为，叶名琛的悲剧虽有他自身的原因，但其实有更深一层的隐情。

叶名琛是道光15年的进士，他才学出众，忠君爱国，在担任两广总督之前政绩卓著，深受道光皇帝的信任。他在1852年10月，被委任为两广总督兼外交事务钦差大臣，开始走向前台。

当时叶名琛的处境极其尴尬：皇帝让他负责通商事务，但是真实意图却是让他尽量把洋人挡在外面，能不交涉，就尽量拖延，能不进城，就尽量敷衍。

但是英国人不甘心被叶名琛敷衍，屡次照会叶名琛，要求会晤商谈，都被叶名琛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最终，西方列强失去了耐心，重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手段，把大炮对准了广州城。

1856年10月23日，英军借由“亚罗号”事件，炮击珠江上的清军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面对英军的进攻，叶名琛下令珠江上的清军战舰后撤，对英军不能还击。10月26日，英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叶名琛才下令关闭广州海关，停止贸易。到了10月27日，英军开始炮击广州城，炮弹都落到总督府了，叶名琛才签发了号召广州军民共同杀敌的告示。

作者茅海建教授认为，在英国人的侵略面前，叶名琛之所以如此反常，是因为他依据错误的情报，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早在1854年，叶名琛就得到了英、法和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的情报。只不过他得到的情报出现了乌龙，明明克里米亚战争是英法联军战胜了俄国，他得到的情报却说是俄国大胜。

叶名琛的错误情报，直接导致他对英、法的轻敌，最终，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叶名琛被俘，并被英军带到了印度加尔各答。叶名琛还是很有气节的，他在加尔各答效法伯夷叔齐，最终绝食殉国。

对于叶名琛的悲剧，茅海建教授认为，叶名琛最大的错误不仅是缺乏与外国人交涉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不明白列强修约的行为，其实是进一步侵华的重要步骤。叶名琛受限于自己的知识结构，在修约的照会中，看不清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扩张野心，再加上他被错误情报误导，误判了局势，这才导致清军在战争中毫无准备，最终全面沦陷。

3、公使驻京本末

咸丰和同治两朝的公使驻京问题，是晚清另一个重大的外交问题，它最直接地、也最充分地说明了清王朝和近代西方在观念上的巨大差距。

公使驻京问题由来已久，早在乾隆57年（1792年），英国就派了使臣马戛尔尼来华谈判通商事宜。但是，被当时的乾隆皇帝拒绝了。

到了嘉庆21年（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阿美士德来华，再次提出在北京设置常驻使臣以扩大和加强中英贸易往来的要求。但双方因为觐见皇帝的礼仪问题发生争执，最后阿美士德连嘉庆皇帝的面都没见到，就被驱逐出大清了。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但条约中并没有提及公使驻京事宜。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了广州城后继续北上,威逼清政府。到了1860年8月24日，英法联军攻破天津，9月进逼北京。9月22日，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西方列强火烧圆明园。

1860年10月24、25日，恭亲王奕䜣与列强谈判，双方签订了《北京条约》，至此,西方列强牢牢掌握了公使驻京的主动权，清政府已经无力提出任何要求。

1861年3月，西方列强的公使陆续进入北京，但咸丰皇帝当年8月驾崩于热河，继位的同治皇帝才6岁，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清政府就以新帝年幼，太后不便见外邦人为由，把各国公使“西礼觐见”这件事暂时搁置了。

直到1873年2月23日，年满18岁的同治皇帝亲政了，英、法、俄、美、德等五国公使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同治皇帝降旨召见。经过仔细斟酌，清政府因为惧怕列强以此为借口再次兵戎相见，才决定“以时为变通，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到了6月29日，这是列强公使们第一次以西方礼仪觐见同治皇帝。

茅海建教授认为，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连关税、开埠、赔款等问题都放在了次要地位，却在“公使驻京”“西礼觐见”这些西方人视为外交惯例的事情上进行了顽强抵抗。这个细节恰恰反映出清政府的落后制度、落后观念与近代西方难以接轨。固步自封、愚昧闭塞的清政府，把自己困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对于此时的世界大势却茫然不觉,仍以为传统礼教中的“四维”“五常”可以与西方列强对抗，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结语

以上就是《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英国汉学家蓝诗玲说：“时至今日，鸦片战争仍然是一段能让全球政治产生强烈共鸣的历史。”

关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成败得失，过去的主流意识认为，虽然清朝国力衰弱，但是国人的爱国勇气可嘉，而且清军比西方列强更擅长近距离格斗。清政府之所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主要是因为朝廷用人不当，是投降派的卖国行径导致了中国战败，让主战派和热血军民们的精心备战付诸东流。

但是在《近代的尺度》这本书中，茅海建教授以详实的史料和客观的逻辑论证为基础，从军事力量和外交策略两个方面入手，颠覆了两次鸦片战争在人们心中的传统印象。

军费支出、武器装备、作战模式、对外关系等历史细节就像一个个拼图碎片，当它们被完整组装起来以后，我们才发现了清王朝战败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制度层面导致的。

可以说，对于政治制度严重落后的清政府，技术上再多的分析都是苍白无力的。虽然后来清政府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是失去政治改革陪伴的工业改良，只能是换汤不换药，清政府依然像一个拄着双拐走路的跛子，在摇晃无力中走向覆灭。

【编辑：张振】

此为本书书稿的删减版，更多详细内容请听完整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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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文字、图片部分来自今今乐道APP和网络，老农整理）